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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战湘江引致转兵、整编

    发布时间:2019-10-30 11:49:13 来源: 浏览次数:

    ◎ 张中俞

      

      韶华易逝,白驹过隙。长征中惨烈的血战湘江,至今已有85周年。本文不谈湘江战役的前因、损失,意欲着笔其深远影响,即在随后一个月,因实力大损、置疑长征原落脚点和领导指挥等,出现了怎么去湘西、去不去湘西、不去湘西去哪里等激烈争论和三次整编。从血战湘江到强渡乌江,基本结束了转兵争论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在逐步上升。其间,既调整了行军线路,又逐步解决军事路线问题,也为遵义会议基本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奠定基础。

      一、血战湘江败北

      针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排斥红军在反“围剿”中采用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主张以并不擅长的阵地战与敌军的堡垒战对决。结果,虽经中央苏区军民一年的浴血奋战,却仍然未能打败国民党军“围剿”,终致“兵日少、地日蹙”。面对不断丧师失地且日趋恶化的军事形势,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即西征)。周恩来说:“万里长征,就因为在江西打败了,硬拼消耗,拼到最后挡不住了,不得不退出江西。”①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8.6万余人开始长征,计划离开江西到湘西(本文与“湘西北”同),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虽然连续突破了国军的三道封锁线,但“举国大迁移”使本应衔枝疾走的中央红军前进缓慢,龟行跬步。良机坐失,于是被迫于11月底至12月初在广西省(1958年改为广西僮族自治区)东北部与国民党军展开血战。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宣传口径》指出:“1934的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四道封锁线。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中央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渡过湘江,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由于机械地实行‘搬家’式行军,红军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经过沿途损耗,到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②

      在突破前三道封锁线时,中央红军减员2.2万人。经过血战湘江,中央红军虽突破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折戟沉沙,仅有3.5万至3.7万人左右(其中约三万是军事人员)渡过湘江。长征至此,红军总减员达5万余人。

      湘江战役后,红军指战员对“左”倾中央教条主义领导人,已由进一步失去信任转为越来越愤懑。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二、战略转兵黔北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在湘西设防,等待中央红军去钻罗网。可是,博古、李德等人没有痛定思痛,认为共产国际决定不可违,仍主张去湘西北。此时,中央红军已危如累卵。有鉴于此,党和红军领导人于1934年12月在广西全县、兴安、龙胜,湖南通道,贵州黎平、瓮安连续开会,就为什么惨败、该由谁领导、怎么去湘西、去不去湘西、不去湘西去哪里等展开激烈争论,决定红军进入力量薄弱的黔军防区,借道黔东(泛指贵州东部地区)去湘西,改变了长征结果和革命前途。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宣传口径》指出:“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原定计划,立即转兵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开辟根据地。”

      1.湘江战役前争论

      其实,毛泽东等人反对去湘西,早从湘南即已开始。1934年11月中旬,党和红军领导人就是否在湘南落脚和建立苏区等展开争论。据陈云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载:“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1943年11月13日,博古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

      1934年11月25日—26日,中央红军主力陆续进入广西省灌阳县文市地域。27日,军委决定不与强敌鏖战,渡过湘江后即按红六军团所探旧道迅速入湘。长征的胜利充分说明,红军的战略性避战不是怯懦,而是在面对强敌时所采取的正确抉择。因为红军突围出来本就主要不是为了沿途歼敌,而是为了到一个安全落脚点与其他红军会合,希望革命有重新大发展。据李德的《中国纪事》载:“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同周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建议,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

      2.西延会议

      虽元气大伤,但有信念支撑、败而不溃的红军指战员计划往西翻过越城岭(土名老山界)入湘。1934年12月1日,惊魂甫定的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还来不及休整便翻越三千界,来到西延(全县向西延伸之地)地域宿营。2日,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宿营于渡过湘江后军委指定的集结中心——全县西延油榨坪(今资源中峰镇所在地)。原计划中央红军在此休整几天,收容整编渡过湘江的队伍,以便集结力量,继续沿红六军团走过的线路从西延北出城步,再向湘西北转移。因为从西延大埠头到城步县的湘桂边界相距仅有120里左右,是最短的入湘线路。可没等红军喘口气,局势却发生了变化。

      11月中旬,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所有北路入湘第六路总指挥薛岳所部,及周浑元所部,统归指挥。14日,何键在衡阳成立总司令部。12月初,何键将追剿军改编为两大兵团:任命刘建绪、薛岳分任司令长官。右翼的红一军团警卫部队已在西延以东的大帽岭地域阻击桂军,形势已然险恶。

      国民党方面也早料到中央红军将会入黔。1934年11月中旬,何键在衡阳指出:“共军西窜,沿萧克旧路强渡湘江入桂黔的企图日趋明显。”11月,桂系将领在南宁召开会议。“白崇禧对红军的动向,判断有三种可能。……因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又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共产党立脚最好的地方。”③蒋介石亦向薛岳指出:“如匪不能在湘桂边境消灭,则中央追击两纵队,应继续跟追即入黔川腹地,亦所不辞……”

      12月2日—3日,为避实就虚,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全县西延油榨坪召开会议,主要就是否从西延北出城步等问题进行争论。最后决定:即刻放弃西延休整,立即改变行军线路,不从西延北出城步,向西经越城岭分路北上湖南。3日16时,军委电令指出:“乙、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其任务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并钳制企图向我翼侧截击的湘桂之敌。”

      3日傍晚,红军还未洗尽征衣血迹,便突然从油榨坪调头南下,来到兴安漓源区,改由华江一带入湘。据李德的《中国纪事》载:“中央红军按照计划继续向西前进,然而在战术上有了一个很小的但很重要的变化,这就是:中央红军避开广西的区域而采取了一条大致向上的、朝着湘黔交界方向的路线。”莫文骅回忆说:“敌人已于12月2日、3日占领了界首、资源一线,全州的敌人也紧追上来,将红军紧紧缠住。另外,蒋介石也急调湘军向新宁、城步、武冈一带转移,妄图配合桂军,前堵后追,于湘桂边境歼灭我军。在这种情势下,我军决定尽快脱离敌人,放弃从西延地域出湖南城步的打算,向西深入越城岭山区。”④显见,因敌衔尾急追而决定翻过越城岭,首次改变原定线路,避免了在不利条件下与敌硬拼,使敌军在湖南城步、新宁一线堵击中央红军的阴谋破产,有利于保存革命力量。康克清回忆说:“这里高山峻岭,森林茂密。敌军被甩在后面,敌机难以侦察,可以稍事休息。一个多月的紧张奔波,总算可以喘口气了。”⑤

      3.兴安会议

      1934年12月4日,军委两个纵队长征来到塘坊边(今兴安华江乡塘坊边)。鉴于情势险恶,党和红军主要领导人在此召开紧急会议,主要讨论怎么去湘西、如何轻装入湘等。经激烈争论,决定:暂定前往湖南通道县以南地区,以待机行动,将根据敌情变化而调整战略方针;压缩辎重部队,以便轻装转移。同日16时半,军委电令指出:“敌十六师占领大埠头后,估计湘敌主力将出城步、通道向我截击和堵击,其一部将随我右纵队后尾追。而桂敌则将由大溶江口、龙胜,有袭击我军左侧之可能。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显见,“通道以南”也不是转移目的地,向此运动仅为择机而动。

      12月5日,轻装后的军委总部开始翻越老山界,抵达塘洞。6日,中央红军分路翻越老山界,迳向龙胜县江底、马堤地域前进。老山界比起后来翻越的高山,可不算什么,但指战员却为何对它刻骨铭心?自然障碍已被无形放大不少。

      4.龙胜会议

      1934年12月8日—10日,党和红军领导人在广西龙胜举行会议,主要围绕是否从绥宁、城步间北上甚至改变原定战略方针等争论,即怎么去湘西和去不去湘西?8日,军委第一纵队长征来到今龙胜马堤乡坳头村宿营。通过军委总部二局截获的敌电获知:有四五倍于红军的敌军布防于湘西,红军面临被“一网打尽”的危险。毋庸置疑,在越城岭山区蹒跚而行的红军,若仍坚持北上,无异于坐着烂船下险滩。主观能动性的良好发挥虽可激励斗志,但不是单靠英勇就可轻易弥补武器装备之不足的。过江的红军,犹如过河卒,只能前行不能退,停下后退都将死。但向哪个方向前进,却是一个大问题。是硬闯国民党军的第五道防线?还是避强击弱另走他途?面对生死抉择,中央领导人的思想分歧日渐公开化。

      经激烈争论,会议决定借道黔东去湘西,否定了李德的从追敌后面北上湘西北之见。据李德的《中国纪事》载:“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议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和其它敌军超过我们。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

      在桂林竞技宝下载苹果办等单位撰写的《李德说的“飞行会议”不是通道会议》一文中,认为“飞行会议举行的时间和地点都不在通道县境”⑥。从下列部署红军入黔的军委电文,可确知李德讲的“飞行会议”是在广西而不是在湖南境内召开的。12月8日21时,军委发布《我野战军继续西进及九日行动部署》,指出:“湘敌主力正向新宁、武冈、绥宁、靖县、洪江运动中,并拟追我入黔”“我野战军明九日继续西进。”⑦显见,中央红军将入黔。无独有偶,桂军第7军19师师长周祖晃曾于9日向总部报告:“据匪俘供,……匪军西窜之目的地系贵州”。⑧9日20时,军委电令:“三军团主力应进至白岩、平寨、石村地域,一部扼守从林、孟坳两隘口,阻止廖部北进。其先头师或团应进至陇城,向长安堡及其以西通黎平道路侦察、警戒……”⑨黎平地处边隅,界连湘桂。10日23时,军委电令“我军明十一号继续西进”,并就红一、红三军团入黔作部署:“一军团主力及九军团应占通道及其东南与以南的地域,向绥宁、靖县两方派出侦察部队,向城步来路派出警戒;其先头侦察部队(应)前进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的道路。……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长安堡、陇城地域,向林溪、龙胜两方警戒,其先遣部队应前出至团头所、头所地域,侦察通播阳所及黎平的道路。”这是军委就中央红军长征入黔所作的第一个部署。显见,红军长征早在广西龙胜境内即已计划入黔(黎平),而不是12日在湖南通道会议上才决定不再北上湘西。

      伍云甫、陆定一的长征记录,可作上述印证。军委三局政委伍云甫的长征日记载:“十二月十日  晴  六时自杨湾出发,……至龙坪宿营。十九时左右龙坪遭火,移往平等宿营(平等有很大的街市)。十二月十一日  晴  队伍七时自平等出发,余随一分队十一时出发,十七时左右到流源宿营。”⑩据陆定一的《长征大事记》载:“十日晴……军委二纵队到广南城。野战军司令部到龙坪。十一日晴……军委二纵队到辰口。野战司令部到平等。”⑪由上可知,12月10日—11日,军委总部征战于广西龙胜县境(杨湾村、龙坪村、平等镇、黄祥村)。

      自“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到达中央苏区后,毛泽东虽开始受到排挤,但仍时刻关注着党和红军的命运。长征中,有病在身、时常结伴坐担架行军的毛泽东、王稼祥等人,深感“左”倾军事指挥恶果之严重。翻越老山界后,毛泽东即向“左”倾领导人建议不再北上湘西,改向贵州进军,在那里争取让疲惫红军能稍事休整。

      5.通道会议

      1934年12月5日,红一、红九军团从广西兴安车田进入湖南城步汀坪。8日,红九军团经过绥宁,红一军团大部则转入龙胜。10日,军委纵队到达龙坪、广南(今龙胜县平等镇龙坪村、广南村),即将进入湖南绥宁县。左翼红三军团,右翼红一、红九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前出至通道东南及以南和长安堡(今马龙乡长安堡村)地域。11日,中央红军主力分别从广西龙胜和湖南城步进入当时的绥宁县南部地区。11日18时半,军委下令:“一军团应另派不大于一团兵力的侦察部队并带电台,前出至岩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的道路。”据此,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率红6团及电台⑫,经黎平飞地牙屯堡等地,向黔侦察;12日1时,左权率部侦察经新厂、马路口入黔路线。

      1934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今湖南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虽意见相左,但基于情报,决定走新路去老地方——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去湘西,此乃避开强敌、脱离险境、迂回绕道行军的权宜之计。据徐焰、马祥林的《重解长征之谜》载:“严格而论,通道会议只解决了当时‘万万火急’要立即解决的进军路线问题,并未解决战略方针的分歧,尤其没有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仅是战术‘转兵’,而非战略‘转兵’。”显见,长征落脚点虽未因此改变,但转兵入黔却避免了全军覆灭的可能。当天19时半,军委总部下达《关于我军十三日西进的部署和致各军团、纵队电》。13日,开始入黔。

      但博古、李德等人仍主张去湘西北,转兵贵州显然未得到全部赞同。于是,14日16时半,军委致电红二、红六军团:“甲、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湘敌现分五路,其主力正向芷江、黔阳、洪江、靖县集中,企图先从湘边阻我北上,然后追我入黔。……乙、我二、六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钳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⑬

      6.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红军攻占入黔第一城——黎平城。18日,党中央在此召开长征首次政治局会议。会议就去不去湘西、不去湘西去哪里等展开激烈争论,通过了《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坚持的先西进贵州黎平、锦屏,后北折黔东,再去湘西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采纳了毛泽东的继续经过贵州腹地、到贵州西北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会议首次调整长征落脚点,成为伟大转折的起点,为遵义会议最终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坚实基础!1943年11月27日,周恩来指出:“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

      会后,红军在向黔西北进军途中,穿州过府,征战锦屏、榕江、剑河、台拱、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来到乌江边,扭转了长征初期的被动态势。

      7.猴场会议

      1934年12月31日,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猴场的“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主张不过乌江,先在南岸打游击,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寻机东进湘西。鉴于前有乌江天险、后有凶残追敌。何去何从,事关存亡,中央政治局就此开会。1972年6月,周恩来指出:“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⑭

      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通过《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它进一步限制了“三人团”专权,确保红军转兵黔西北的最后实现,从而使蒋介石在乌江边消灭红军的梦想化为泡影。显见,“左”倾中央领导人若在猴场会议上“翻盘”成功,红军将被迫重趋湘西,革命恐将因此失败。正因猴场会议维持黎平会议决定,才使遵义会议的召开继续成为可能,彻底断了“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的湘西会师梦,是为伟大转折的前夜。随后几天,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成功,向着预定的转移目的地——遵义前进。

      综结言之,决定中央红军长征转兵贵州是党和红军领导人多次开会讨论、研究的结果,也是博降、毛升的过程。它经历了老山界争论及事实开始、通道会议肯定、黎平会议正式确定、猴场会议维持。若要避免内耗,须统一宣传论调,不宜强调畛域观念,不宜提“如果没有谁,那就没有谁”,它不利于反映历史全貌。

      三、整编发轫桂北

      1.兴安整编

      12月4日,因山路难走、部分装备不仅无用反为沉重负担(如有炮无弹)等,为尽快摆脱追敌和轻装行动,军委发布《后方机关进行缩编的命令》:“取消师的后方机关;师、团的卫生队各缩小一半(即团30人、师90人);取消兵站;军团医院:l、3军团缩编为2个所,5军团为1个所;l、3、5军团后方部内只应有教导队、军团医院和供给部附运输队,8、9军团取消后方部保留师后方机关;将后方机关、直属队编余人员补充到作战部队;抛弃、毁灭不必要的担子等。”⑮据《陈伯钧日记》载:“十二月三日……准备部队的改编及充实”。⑯据李维汉回忆:“过湘江时,已把笨重的印刷机等丢掉了。这时比以前轻装多了,主动多了。”据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载:翻老山界前,红军“仓促进行了整编;为了接受湘江战役的教训,决定进行轻装。各部队都将不适宜携带的笨重物品忍痛舍弃。”

      2.黎平整编

      为适应战地需要,充实连队战斗力,军委从1934年12月13日—19日在黎平等地对中央红军进行了长征后首次大规模的休整和改编。13日,军委在通道发布整编令——《中革军委关于取消第二纵队,合编第一、第二纵队的命令》《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关于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的决定及其办法致董振堂等电》: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两军团于17日在黎平中潮开始合编,19日最后完成;取消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军委两个野战纵队于12月15日合组为“军委纵队”;撤销中央红军教导师;把“妇女工作队”等编入中央红军干部休养连,等等。黎平整编精简了机构,充实了连队,使军队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增强。

      3.瓮安整编

      瓮安猴场会议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进一步缩编军队。会议决定:“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们迅速追击或相当推迟时日,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这说明,此前的整编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的。

      简言之,如果不是血战湘江带来的基层打残、减员严重、辎重过多、战斗力弱等,或许不会有三次行之有效的整编,更不会有关于长征落脚点的连续争论。

      红军从突破湘江到开始强渡乌江(1934年12月1日至1935年1月1日),经历战术性的借道黔东、战略性的转兵黔西北两个阶段:第一,调整入湘线路,由广西西延直接北出湖南城步改为向西翻过越城岭再北上。第二,桂北系列会议决定借道黔东去湘西北,以赢得喘息之机。第三,血战湘江后及时减负的兴安整编,利于红军轻装入湘。第四,通道会议决定继续西进贵州,“通道之南”的待机有了新动作。第五,黎平会议确定不去湘西去黔北,成为伟大转折的起点。第六,黎平整编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有利于红军继续顺利征战竞技宝app苹果和西进贵州腹地。第七,承上启下的猴场会议重申前去黔西北,成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第八,瓮安会议后的整编轻装,有助于党和红军成功强渡乌江。最终进军贵州西北,召开遵义会议,完成伟大的历史转折!

      参考文献:

      ①石仲泉著《长征行》,中共竞技宝下载苹果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8页。

      ②中央竞技宝下载苹果研究室、中央宣传部编制,2016年7月22日印发,第33-34页。

      ③桂林地委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23页。

      ④莫文骅著《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249页。

      ⑤康克清著《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第128页。

      ⑥黎平县委竞技宝下载苹果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黎平会议——红军在黎平资料汇辑(二)》,第162页。

      ⑦桂林地委编写组编《红军长征过广西》,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第40页。

      ⑧胡羽高著《共匪西窜记》,台海出版社,1986年版,第211页。

      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67页。

      ⑩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166—167页。

      ⑪刘统整理注释《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1版,第483—484页。

      ⑫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30页。

      ⑬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77页。

      ⑭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1版174-175页。

      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编《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第173页。

      ⑯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红军长征日记》,档案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第21页。

      (作者系黎平会议纪念馆馆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