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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路的“变局”探索“四个全面”战略深度解读

    发布时间:2019-10-30 11:42:23 来源: 浏览次数:

                                                                                 ◎曹瑞冬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高水平的小康和矛盾

      其实,中国人并未想进入小康社会,不过,他们希望证明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差距甚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最近才有的词汇,在长达十多年的发展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实现“建设”向“建成”的转变。

      我们很成功地将小康社会的梦想用经济、文化的数字指标来诠释,并且总体上是围绕着这些目标开展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建设。它的提出伴随着新千年中国命运的抉择,也承担着包括经济问题在内的各类中国发展问题,这个时候,中国人在中国道路上思索的问题已不再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如何在应对新时代不断凸显的生产建设矛盾是他们的探索重点。

      我们很快就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然而,矛盾也呈现出更高水平的特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后的十多年间,我们应对矛盾最具时代特色的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对和谐社会的创建上升到国家层次。国家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聚焦点不再单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始重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文化、生态文明、社会等各项建设,协调成为胡锦涛时代的重要词汇。我们在尽量努力地将中国道路上的“障碍物”用中庸的方式铲除,来尽量规避不合时宜的阻滞因素,但中国和世界在全球化和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的指引下,我们的矛盾再度成为时代的焦点,这一次,它们的卷土重来让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从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已经进入深度的转型调整期,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短期内难以消除,一些国家债务危机的压力在短期内难以有效的化解。从中国的内部来看,发展中不可持续、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科技创新的任务还很艰巨,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有所加深①。我们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时暴露出来的矛盾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模式滞后,更因为其在各项建设方面所呈现的不协调局面。曾经的我们相信共同富裕,然而,毕竟先富的人带动后富的人毕竟是有限,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伴随着中国发展速度不是缩小,而是拉大。经济上的不平等诱发的是各方面的不平等。

      我们自身暴露出来的危机在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影响下进一步激化,让广大人民思考社会主义倡导的平等是否真的存在。我们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经济宏观整体方面的跃升,然而,在更多局部方面的不协调成为我们在改革关键期的矛盾。我国的主要矛盾一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然而,我们错估了这类矛盾在新时期的另一种反映。我国的发展道路也奇异,在对社会主义进行初步探索后,就进入了计划经济垄断的时代,改革开放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我们真正意义上依赖市场改变社会的时间并不长,而在此期间,我们始终摆脱不了国家宏观调控的社会主义效应。我们的发展道路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在发展模式的选取中,我们失误了。2010年以来的中国矛盾是我们自身发展存在的隐忧的暴露,和发展一样,中国的“快”不可避免地造就了更高水平的矛盾。

      中国在新时期仍不忘计划经济的重要体现是“五年计划”。我们从2015年开始正式中国重要里程碑阶段的最后一个五年。在中国奔向遥远未来的梦想前,距离我们最近的道路“中转站”与我们渐行渐近,但在更多人眼里,却是渐行渐远。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理解也不再是用纯粹的数字指标能够完全表达的,过往的矛盾有些解决了,而有些保留下来,与新产生的矛盾形成一道阻碍我们进入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堡垒。或许,我们眼中的更高水平的小康不能停滞在过往,而是需要立足于当下,展望于未来。人类对于预测这门专业有独到的造诣,可是,中国发展乃至世界的步伐是只有通过历史才能验证的。因此,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这一五年的短暂目标来保证暂时性的精神思想胜利。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贯彻到21世纪20年代之前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种思想统治了我们的主心骨,我们对于这一目标深信不疑,即使在我们的矛盾已经具备强大的毁灭力量,我们仍是相信。可就是少了很多人怀疑这个目标真的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吗?

      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来,各个国家追求工业化是个不可逆的过程,没有回头路可走。但是,并不是越快完成就好。我们越是通过某系特殊制度安排短期内完成国家工业化的资本原始积累,我们支付的社会成本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而且,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带来了资本追求利益的必然扩张的规律。在短短几十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的工业大国,既是成就,也是问题,我们不可以被这种现象冲昏了头②。邓小平预期的赶超欧美我们到目前为止,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大半,这是过去我们低估中国发展的速度,很显然,这也是中国道路的“特色”。我们最大的“特色”就在于自我探索道路,毕竟这世上已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发展经验提供模仿,我们这类“特色”能够成功地彰显其优越性,也不可避免地沾染上时代的漏洞。我们在进入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同时面临着更深层次的矛盾问题,这是一种必然,但却也是一种特色。

      虽然中国道路的探索中时时刻刻被置放在不可预知的“变局”中,但目标一直是很恒定的,我们踏上了我们自己也不知晓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中也学会掌握了很多中国特色所引发的的发展和矛盾。2014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了“四个全面”战略的总领,我们不可以否认目标的存在,因为,我们仍在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阶段,能够等来一盏发光发亮的明灯极不容易,但目标并不是让我们迷信的,它只是一个指引,却也始终代替不了我们在中国道路探索事业上的攻坚克难。因为,当我们越想拼搏到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时,我们的“特色”造就的矛盾也会变得更加险恶,光是当不了饭吃的。

      二、全面深化改革——更好的发展和协调

      中国对改革开放的态度是由探索到认知,再到如今的推崇,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危机和矛盾不是改革开放造成的,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必然效果,我们曾经的质疑在今日重现,却再也没有过对姓“资”姓“社”的深沉思考。

      其实,无论是何种体制,只要该体系是人设计出来的,危机就不会是很简单,也就是人造系统不可能完美。只要有不完美存在,就会有一小撮智商极高,且笃信狭隘利己主义的精英兼骗子利用这些漏洞,做出“肥肉我来吃,黑锅你来背”的事情,祸害社会。少数智商超群的社会极端主义变着法地混淆资产,用超高的复杂性和流动性增加市场的不透明程度,让无数看不清前路或钱路的民众成为俎上鱼肉。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开放总体结构也不是尽善尽美,不过,难以否认,邓小平成功地将中国道路的起点奠定了坚实牢固的基础,他在探索的同时为中国的未来规划了方向,至于邓小平的继承者们怎么走,邓小平是猜不到的。但是,我们对改革开放时代表现出高度的崇拜,这不是好事,但是在改革开放总体大框架下,至少也不存在其余的思想能撼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

      中国人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各位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尤其在改革开放时代培养出一种勇敢拼搏的精神,这类精神与探索相挂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采用实践出真知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这类途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然而,时代变了,人性要求我们在经过审慎地风险分析后,开始探索。“深水区”需要探索出更好的发展模式,也需要研究出协调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途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中国这艘大船不会沉没,中国不是你一个人的中国,今日是比邓小平时代更加危险的,我们的“道路运动”并不是抱着必胜的决心就能完成的。

      中国模式是改革开放的代名词,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呈现。邓小平希望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来,全面深化改革则是希望我们在原有的道路基础上总结过去中国模式的经验与困局,研究出一条更好的发展和协调的道路,我们要求中国发展再度走上新的台阶,然而,我们此刻的发展追求协调,即又好又快的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的矛盾问题,要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深入研究,统筹规划下一步的全面改革。这是当前关乎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加快思想解放进程,抓住机遇,适应阶段变化,矛盾变化和环境变化,深化全面改革,就可以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奠定最重要、最坚实的制度基础。由此,以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为动力,将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③。中国模式的特色在我们探索出新的道路时,新一轮的难点从无到有的产生,我们的计划永远也赶不上变化,中国道路的“变局”不一定是矛盾,而是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能否顺利接轨。

      我们的发展模式在邓小平南方讲话后逐步确立,逐步建立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我国的经济制度逐步确立并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保障,在改革开放攻坚克难的今天,其调动了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其开始造成两极分化,使社会出现了不平等现象。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社会动荡的原因大体就在这里。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不合理经济政治秩序的调整,还是沿着固有的制度重复着昔日发展的步伐。

      我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推翻这一经济体制,再度回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时代,无疑是一种倒退,当初这类发展模式的建立与发展,都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以及国家经济成分等因素,然而,我国当前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利益失衡下造成的矛盾,我们不可避免地沾染上自由利益的陋习。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并不是推翻固有制度,但必须在制度的内部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协调的发展,更好的进步。

      自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就进入了新的中国转型时期,今日的中国是转型更加剧烈的时期,考察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似乎危机四伏,各种社会问题有如活火山一般接连喷发:无序的市场、畸形的政府干预、盲目的社会矫治均反映出社会管理机制的缺失。在寻找上述问题的症结时,利益失衡日益得到学者的认同。病态的利益格局已然成为破坏中国社会稳定与有序的结构性的原因。如果从利益的角度解构中国的社会转型,那么,这一进程可以被表述为旧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分配格局正在逐步形成。这种社会分化是利益分化,会随着分化程度的加剧与难以控制而导致社会无序④。正因为有利益的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中国的发展,而利益的分化则会使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遭受到严重质疑,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协调中国发展各阶级的利益,并且控制在一定水平,从而实现更好地发展,所以,中国在即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十三五期间的深化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方向始终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对经济中的不合理因素进行革除,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并且以经济改革为基础,在其他领域深入改革,在全社会再度掀起一场转型之后的再转型运动。

      中国改革开放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发展,而实现这一切的力量是协调,中国模式具备的最大特色就是我们不是以资本家为主,而是以国家的力量为主,我们在道路的探索中将利益分配给少部分人,然而,我们凭借剩余的力量仍能对不合理秩序进行全面深化改革,我们难以预测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利益失衡变局,然而,我们却能在自身的“变局”里再度探索新的中国道路,再创新的辉煌。

      三、全面依法治国——更依赖制度和善治

      我们更高水平的矛盾并不只是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利益的失衡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中国发展的危机,曾经期许的理想社会渐行渐远,因为在这个社会,金钱代表了一切,社会中的所有人都围绕着市场经济的利益准则服从地活着。虽然不想承认,但是,依法治国是与中国发展处在对立面的,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不完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制度太有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上升到全面依法治国,我们对于法治掀起了推崇的高度,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初始阶段就进行了法治道路的探索,几乎是与改革开放的轨迹相伴相形,我们的依法治国和改革开放在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同样地,也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在利益失衡的社会里,经济上的不平等直接导致的是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有钱有权的人讲法律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并借此寻求更大的利益,这只是一个方面,伴随着中国发展速度的高涨,我们的法治道路与社会发展渐渐呈现不相匹配的状况,从有法可依到有法必依,再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系列的法治过程都无法是完善的实施和贯彻。

      当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克难时期,社会秩序伴随着利益分化而陷入了一定的动荡,道德信仰的沦丧、社会信任的瓦解、贫富矛盾和官民矛盾的显性化、群体性事件的频繁爆发、食品安全危机以及生态环境的恶化等诸多问题,成为暴露我们这个时代弊病的特征。对法治放松下去的社会特征必然是这样,在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我们开始将“法”的力量上升到全面的高度。我们就日益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端现阶段的处置方法是将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中国有什么民主,回答是中国式民主。不仅中国的基层民主如此,而且党内民主、法治民主、协商民主等等民主式,均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实践的产物,处处闪耀着中国式民主的亮点。中国特色正是中国式民主的要义。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同时更是体现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⑤。中国民主打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烙印,因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属性,中国的民主应是全体中华人民共同享有的,然而,我们在中国发展的误区使我们曾经建设的制度开始分崩离析,不完善的中国制度在外界社会的冲击下遭遇到更大的挫折,我们在法治上的重大问题是在新时期的中国转型大背景下,制度保障各阶级民主的力量逐渐被市场稀释,因此,我们全面依法治国更依赖制度建设,这是沉着应对中国道路“变局”所引发的社会病态问题。

      制度建设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层面,它通过限制性的方式来约束少部分人的权力,保障大多数人的权利,通过一些相对激进的手段来平衡各方面的利益,达到解除中国危机的目的。制度化和法律化是我们的理想境界,然而,全面依法治国的最大隐忧就在于“全面”上,制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利器,但这件利器不是市场,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优越性,光影随行,也因此,我国的制度建设另一个层面不是强化,而是善治。制度毕竟不是市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位于中国发展的对立面。从我国的应试教育制度可以看出,我国的很多制度是在限制人的个性的发展,从而影响我们对创新社会发展的热情,从而抑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全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对依法治国的崇拜,对制度的过分依恋,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治国举措虽然大快人心的铁腕治理,但略显“左倾”的激进。

      制度可以作为协调中国利益,将中国道路的“变局”尝试着引入正途的重要力量,但与中国民主化进程同等重要的是中国发展前进的轨迹。法律制度是理想构建的产物,也是利益平衡的产物。法律是社会中各种利益冲突的体现,是人们对各种利益冲突的利益进行评价后制定出来的,实际上是利益的安排和平衡。某一法律制度本身所追求的或者所凝固的制度利益是其核心价值,深刻地影响着该制度的生存与发展⑥。其实,真正意义上的依法治国依赖制度,更依赖制度背景下良善的治理,在不损害大多数人利益的情况下,保证能够充分调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需要,也才是中国依法治国道路需要努力开辟的方向。

      当社会有问题时,我们通常采用强有力的制度来抑制不公平的现象。可是,你要明白,中国社会的不公平很正常,人也无法做到十全十美,然而,倘若国家的治理完全按照法律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秩序会更加混乱,我们需要制度建设,更需要制度建设后的社会良善治理。中国道路上的“变局”体现了人民不仅仅在经济方面对利益的诉求,更是体现了我们人民对社会生产积极性的呼吁,“全面”的战略并不是要抹杀这类“变局”,而是我们主动学会适应“变局”,从而实现中国式发展的新跃进。

      四、全面从严治党——更追随法治和宪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来,涌现出一大批人民的儿女,时代的先锋,也暴露出一系列贪污腐败现象,党的纯洁性和为人民服务的中杭州遭到质疑。反腐并不是我们当前才有的主题,即使在中国发展陷入极大阻滞时,反腐也从来没有松懈过。不过,反腐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情况尚不多见,或者不治党,会亡党;亡了党之后的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

      全面从严治党,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来看,是必须要做而且严厉地执行的事情,而从局外人来看,近年来的铁腕反腐是很激进的,极有可能会肃清中国的贪污腐败势力。虽然中国的贪污腐败只要在中国发展的利益存在,就不可能被完全消灭。这或许就是我们的道路不完美的体现吧!

      我们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后种种社会矛盾的凸显,这是中国道路建设上的“变局”,而习近平时代的铁腕反腐举措则是“变局”之后的“变局”。谁曾想,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时代集聚的贪污腐败、滥用权力问题会在习近平时代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法治的胜利、中国党治的失败,我们开始不迷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始诉求更理性、更民主的社会治理模式,相反地是,也可以说是中国法治和党治的共赢,全面从严治党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延续,或许,铁腕反腐等将权力关在笼子里的从严治党运动是对依法治国的追随,而依法治国也会从严治党提供了相应的制度保障。

      发展,是指一个国家或社会由落后的不发达状态向先进的发达状态过渡或转化。要务,通常指最重要而又最紧迫的任务。第一要务,是相对于其他各种要务而言的。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表明在党所面临的各种繁重任务中,发展处于核心的首要和核心地位。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执政的一条宝贵经验,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求的根本途径,是解决前进问题的关键⑦。从严治党并不是单纯地应对腐败问题,而是在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下,更好地适应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需要。中国道路的探索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注定是中国共产党的事业与责任,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出的胜利道路,而改革开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领衔的探索道路。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充满“变局”的中国社会很大一部分人走上了妨害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道路,甚至滥用权力,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共产党是社会的先锋队,而其错误的行径也会影响这个社会的进程。

      我国的宪法规定:“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人类自存在起,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自由。自由有利于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一个受压制的人不可能有很高的创造力,然而,只是每个人享有自由,未必会形成一种合力促进国家富强,因为自由有时候也是一股分散的力量,于是,我们又发现了产生合力的奥秘——民主⑧。曾经的我们在过分信赖中国共产党时,未曾预料到很多党员为了个人利益的绝对自由,而走上了与人民相背离的道路,这样下去,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是岌岌可危的,国体甚至也会被混淆,更何况是我们正在探索的社会主义道路。全面从严治党作为依法治国的延续,更把着眼点放在引领中国发展前进的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这一特殊社会人群身上。

      当然,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时代是习近平时代,江泽民选择的是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保证党的廉政教育,胡锦涛选择的是利用“科学发展观”来理清党员与中国发展的关系,而习近平则是“苍蝇老虎一把抓”的铁腕决心。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过惯了安稳和谐的时代进入习近平时代之后,可能有所不适应,但是,将从严治党置放于“全面”的高度,的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也展示了我们有必要重新在人民心中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党员形象。

      自由是包括中国共产党的全体中华人民都想获取的最高人生价值,然而,我们因为道路上的“变局”,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而民主下的自由是允许的,全面从严治党似乎是为前三个“全面”造势,但也或许是党的问题最猖獗时期的一种铁血政策。我们倡导和谐发展,但或许,这样更能保证我们的道路红旗不倒。

      五、应对道路“变局”的全面战略探索

      人是情感动物,在利益的驱使下会任凭情感作出不理智的事情,而人在道路上,总会被道路边上五颜六色的景观所吸引,或许,你会加快看到后面的风景而加紧脚步,也或许会直接停滞在此处观看风景,甚至,你会忍不住去采摘,而离开了道路。这些都是我们道路上的未知因素,可以是动力,也可以是阻滞,倒不如用“变局”来概括。

      社会主义道路从来就不是中国人走的道路,而是中国需要走的道路。改革开放前期,我们用拼搏奋斗的精神开辟探索出这条道路,很长一段时间走着“换汤不换药”的旅程,然而,此时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内忧外患的转型新时期,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的一切都在面临一场极为深刻的变革。

      “变”是我们抵挡不了的时代节奏,而我们又撞上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我们此时的任务不仅是实现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更是为中国道路能继续前进而应对道路的“变局”。30年变革的冲击力是巨大的,与30年前的社会相比较,每一个人都会承认,社会巨变了,当然在,最容易受到国际社会瞩目的还多是一些外在的变化。而社会学家关注更多的是还是社会内在的变化,即体制变革、制度变革、政策变革、关系变化、观念更新。30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内在的变化比外在的变化要艰难得多、缓慢得多。而且变革与不变革总是并存的、交互影响的。在每一个方面都是有变的部分也有不变的部分,既有变革,也有传承⑨。正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这个“全面”战略,并不是当今时代的特例,在更久远的时间,它们就已被提出来作为中国道路的指路明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变局”正在挑战着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属性,中国道路的方向选择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我们需要做的是做出更大的“变局”来替代原有的“变局”,这就是“四个全面”战略的现实需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为了让道路目标更加清晰,全面深化改革是想实现道路目标的途径更加有效,全面依法治国是为了道路不会转向,而全面从严治党是为了造势。“全面”这个词汇具有很强的意义,一方面显示了对问题考虑的周到,但是,深层次的含义是全部都要,则略带有激进的色彩。我们进入了习近平时代,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在胡锦涛领导的科学发展观时代中保持着相对和谐协调的中国发展模式。“四个全面”战略将关键战略都上升到“全面”的高度,然而,今日已不是它们首次提出时的国情,或许,正是内忧外患异常激烈的社会转型,我们采取的方式比较出乎意料,但也符合中国国情。但我也相信,很快就会有人观察到“四个全面”战略的不足,因为经济不可能降低身份与政治同等地位,而利益的协调也不能依靠法治或者党治来实现,在尽快实现中国的新一轮社会转型后,会及时地调整过来,重新恢复相对平缓与和谐的中国发展模式。

      但“四个全面”战略的共同特点是在保证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旗帜不倒的情况下实现中国新的发展。这种新的发展既能够解决“变局”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又能够指示新的中国道路前进方向。虽然是探索,但已不仅仅是“摸着石头过河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只要推进改革,各种各样的具体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我们要克服弊病就要推进改革开放,推进改革开放就要继续解放思想,所谓解放思想,就是要从旧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在大多数人共识的基础上,推进改革⑩。

      人与国家乃至世界都不可能达到完美的境地,正因为不完美,我们就无法预测到未来道路上会产生怎样的“变局”。我们在道路探索中能够尝试做到的是让战略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梦想凝聚探索的勇气,让历史成为坚守的见证。

      参考文献:

      ①李伟主编.《中国:改革开放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4.3 P4.

      ②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中国趋势——名家讲演录》[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4.10 P38.

      ③迟福林主编.《建言中国改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8.11 P19.

      ④贾玉娇著. 《利益协调与有序社会:社会管理视阈下中国转型期利益协调理论研究》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12 P2.

      ⑤高建,佟德志主编. 《法治民主》[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0.3 P10.

      ⑥梁上上. 《制度利益衡量的逻辑》[J].中国法学 , China Legal Science 2012年04期.

      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伟大纲领》 编写组编.《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伟大纲领》[M].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4.2 P140,141,142.

      ⑧凤凰卫视出版中心编. 《中国的困惑》[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6 P101.

      ⑨李强主编. 《中国社会变迁30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1 P10.

      ⑩唐晋主编.《大国模式》[M].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9.1 P232.

      (作者系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