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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的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践

    发布时间:2020-06-16 16:09:38 来源: 浏览次数:

      

      ◎  王卫斌
     

      “夫农者,国之本,本立然后可以议太平。若不由兹,而云太平者,谬矣。”①自古以来,实行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大道仁政,实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大同治世,既是普通百姓念念不忘的美好愿望,也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崇高理想,还是统治阶级信誓旦旦的一贯主张。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人口众多,居住分散,历朝历代的官府只顾向劳动人民拉夫征税,坐视弱势群体自生自灭,从未对乡村基层实施过真正有效的管控治理。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近百年间,帝国主义无孔不入的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导致广大农村自给自足的半自然经济迅速凋敝,家族乡社自治自净的内生功能日益衰竭,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广大农民不在辛苦麻木中灭亡,就在辛苦恣睢中爆发,神州古国重演着以毒攻毒的历史悲剧,中华民族陷入了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

      跟一切自私自利的政治集团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不但坐言,而且起行,公开表明建党的目的,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②。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一代共产党人,彻底放弃了对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依赖幻想,硬是以非凡的胆识和气魄扎根立足穷乡僻壤,把痞子惰农、化外之民改造成了忠实可靠的革命先锋,把盗匪渊薮、蛮荒之地打造成为自由光明的红色净土。农村的星星之火由此渐成包围城市的燎原之势,工农武装迸发出摧枯拉朽、翻天覆地的磅礴伟力,一举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农民粗黑的大手破天荒掌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大印,正式开启了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伟大实践。

      正如列宁所预言:“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③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千头万绪,新解放区的农村基层政权尚未建立,反动势力的社会基础依然根深蒂固。国民党在败退台湾前后,有计划、有组织地潜伏了320万职业特务、政治土匪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全国城乡还活跃着3400万地主阶级和反动会道门组织成员,并有大量枪支弹药散落在民间。一向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一反常态,刻意研究效仿中共的唯物辩证法和暴动艺术化,训令党徒“一定要做到组织深入社会的基层工作,渗透广大的民众,在社会斗争之中,改造社会”④,怂恿匪众“就地坚持,枪不离人,人不离乡”,企图纠集一切丑类恶物,在大陆农村发展所谓的“敌后游击运动”,重登所谓的“自由康乐境域”。

      而中共和人民政府为了尽快稳定社会秩序,尽量减少破坏抵抗,默许采取了一种宁右勿“左”的统战策略。党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乡村全面转向城市,人民军队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政权建设也是先动上层后动基层。国民党政府滞留下来的军警公教人员几乎被全盘接收,寄生混迹于城市里的各种灰色边缘人物受到威慑,又纷纷遁入郊外乡野、江湖山林,无论是新解放区还是老解放区,自县级以下的基层组织充斥着阶级成分不纯的人,乡村政权或明或暗大多落在了反动势力手里。如河南鄢陵县三区120个村中,有40个村的干部当过土匪。湖北沔阳县二区82个村105名正副村长中,有36名当过伪军。浙江金华安地乡3个村29名国民党员中,除一名年老体弱者之外,全部混上了村里的各种重要职位,国民党的区分部书记、三青团分队长摇身一变,竟成了共产党的村长、民兵队长。

      旧时代的腐朽思想、旧政权的恶劣作风潜移默化,逐渐渗透蔓延到了整个农村基层干部队伍。他们在执行征粮、收税和土改等任务时,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不同性质;在开展剿匪、肃特和反霸等斗争中,又片面曲解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对立统一关系,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和尾巴主义愈演愈烈,盲目乱打乱杀与无原则包容宽大左右摇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如江苏吴江县黎里区干部李宗文采取野蛮手段,拳打脚踢强迫群众集会、鼓掌,并开枪击伤两名无辜群众。匪患严重的福建建瓯县自解放以来,一年多时间没有处决过一个罪犯。陕西洛川县法院判处一个血债累累的国民党特务十年有期徒刑,县政府行政会议还认为惩罚太重,未予批准执行。安徽灵璧县更是在乡村干部大会上约法三章,规定罪犯逃跑只准追不准打,出了意外要验伤追究当事人责任。

      凡此种种不良倾向,直接助长了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挫伤了广大积极分子的斗争热情,间接把部分落后群众彻底推向了对立面。1950年上半年,全国各地普遍发生严重的春荒水灾,下半年美国又悍然入侵台湾和朝鲜,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和图们江边。各种反动势力认定“黑暗将过,黎明即来”,趁机煽惑胁迫群众,掀起了一波紧似一波的反革命暴乱。很多地方的土匪越剿越多,贵州有五分之三的区域失去控制。广西参与暴乱的暴徒中,既有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也有十四五岁的小孩子。新解放区有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被劫被毁公共财物更是不计其数,以至于农民“分田不敢要,分房不敢住,生产没心思”。社会各界一时谣诼四起、议论纷纷,福建龙岩县有18个痛失亲人的寡妇联名上书,寿宁县有遇难者的家属抬着棺材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宽大无边”、“有天无法”。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同志在全国政协庆祝建国一周年大会上坦言:“人民群众的这种责备是正确的。”郑重承诺:“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⑤10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迅即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10月10日至13日,中共中央、政务院与最高人民法院接连发出指示,要求各级党政和司法机关坚决纠正“左”的和右的偏向,从重从快、求稳求准肃清一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10月16日至21日,公安部召开全国高级干部会议,强调镇压反革命活动、肃清反革命残余,既是当前对敌斗争的紧迫任务,也是全党长期的战略任务,并明确了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杀、关、管原则,以及对付反革命谣言的讲、驳、追政策。

      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颁布《惩治反革命条例》,为专门机关惩治反革命罪犯和人民群众参与镇压反革命活动,提供了具体的量刑标准和锐利的法律武器。新解放区抽调了36万干部下乡驻村,在基本群众中间广泛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和主张,深揭狠批反动谣言和错误思想,引导他们合理合法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分田复查等斗争,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如东北地区群众自“双十指示”发出半年多时间之内,就向政府递交了16万件揭发密告材料。山东淄川县有10多个瞎子自费到博山县,联手把一个造谣破坏的地主瞎子捉拿归案。江西民兵和群众抓住了很多政府久捕未获的重要匪首,有的地主恶霸逃了好几个县还是逃不出去。浙江全省25万男女民兵布下的天罗地网,令某匪首绝望地向他的上司哀叹,自己不是饿死、冻死、爬山跌死,就是被解放军、民兵打死。

      随着群众的斗争情绪持续高涨,镇压反革命运动渐入高潮,全国各地开始出现草率从事、捕人杀人过多的情况。1951年5月8日,中共中央决定对犯有死罪的反革命大部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制参加劳动改造。特别规定对农村中的反革命亦只杀民愤极大者,以免丧失社会同情,以利保存劳动力发展生产。5月15日,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作出谨慎收缩的决议,明确规定可捕可不捕、可杀可不杀的人一定不要捕杀,处决反革命已达人口千分之一的乡村立即停止大批杀人,并将捕人杀人批准权分别收回到专署和省一级。自6月1日起,全国城乡除现行犯外一律停止捕人。截止10月底,羁押的近百万反革命犯和普通犯按照其罪行大小,基本上受到了杀、缓、关、管、放的处理。中共和人民政府宽严相济、有天有法,使得社会各界再也无话可说,敌人气焰大为下降,人民正气大有伸张。

      第一阶段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成效显著,但因时间太短、收缩太快,导致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不平衡、镇压不彻底。特别是在新区、边沿区,对于历史犯、暗藏的反革命,对于其他破坏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依然存在大面积的法外之地和漏网之鱼。即使是在老区、中心区,对于现行犯、公开的反革命,对于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和反动会道门等主要敌人,同样存在镇压不彻底的局部和方面。如广东有近千万人口的地区尚未开展镇反运动,已开展的地区大多也是采用自上而下的力量和简单处理的方式,反动势力并未受到伤筋动骨的打击。中南、华南和华东地区水上人口芜杂,有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借助浑水摸鱼,自区长到乡丁整套人马毫发无损。全国各地的斗争锋芒集中指向土匪和恶霸,反动会道门组织利用政府的疏忽和群众的迷信到处串联、有孔即钻,居然一度逆势发展到三千多万。

      境内外敌对势力在与人民政权硬碰硬的较量中占不了便宜,转而使出更加阴险的伎俩、做出更加疯狂的举动以求一逞。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的“共同安全法”,专门拨款用于从堡垒内部破坏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美国政府纠合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甚至派遣军机侵入我国领空投撒带菌昆虫,密谋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扩大包括使用原子武器的全面战争。台湾国民党训练组建了庞大的“战地工作团”,持续不断地从天上空降和水下潜入大陆腹地,实施所谓“渗透即是破坏”的政治反攻。同时磨刀霍霍准备夺取大陆沿海若干县份,建立白色恐怖辐射据点,形成“群众的革命战”与“军队的正规战”互相策应的总体战。蒋介石凿凿有据,狂妄地扬言只要一经对大陆反攻,“凡属大陆上未死的同胞,未死的同志,就将必群起响应,对……鸣鼓而攻,这是无可置疑的”⑥。

      中共党内和政府机关中却弥漫着一股松懈涣散的气息,普遍认为残敌穷寇“几条泥鳅掀不起大浪”,天下从此太平无事,更有甚者竟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击中而堕落变质。农村基层一线的党员干部也忙着进城市、急于坐机关,热衷于投机倒把搞单干,无所不在的“小老虎”、“小苍蝇”,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更直接。如中南地区过半数的乡村组织力量不强,贫雇农优势不足,无力抵挡地主的反攻倒算。松江省五常县151个县委、县政府机关干部中,有48个涉足放高利贷。海伦县全县482户雇工剥削者中,有105户是党员。河北省香河县9个村的干部中有三分之一涉嫌贪污腐化,9个支书、9个村长中,只有2个支书、1个村长经济清白。吴桥县达观李村党支部自支书以下,4个支委全部加入了一贯道,11个党员中只有2个成分纯洁,备受“劣币驱逐良币”的倾轧排挤。

      毛泽东同志洞幽烛远,向全党全社会发出警告:“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如果我们就此住手,不再向反革命作斗争了,那我们就会要上反革命的老当。”⑦周恩来同志也严正指出:“下了山不应该忘了山,进了城不应该忘了乡。如果忘了,就是忘本。”⑧各级党政和政法机关改变过去那种零打碎敲的做法,加紧了对镇反不彻底的地区和方面进行补课,加强了对农村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从1951年11月到1953年5月分两个阶段,以水上、山区和行政“三不管”边沿地带为重点,由浅入深集中打击五方面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帮头把头;以一村一乡为单位作试点,由点到面彻底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从1952年8月初到同年11月底,全国1202个禁毒重点地区分3期,开展了一场针对制毒、贩毒和运毒罪犯的专项破案行动,随后又在农村全面推行戒烟、禁种鸦片和收缴存毒。

      政法机关进一步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密切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专门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52年7月17日,公安部颁布《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对被管制分子,任何人均有监督及检举其不法活动之权。8月11日又颁布《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农村应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治安保卫委员会,协助政府防奸、防谍、防火和防盗,检举、监督和管制反革命分子。11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民兵组织暂行条例》,规定凡乡(行政村)均须建立民兵队部,县、区建民兵基干团、营,协助军队保卫地方秩序,镇压反革命活动。1953年4月25日,第二届全国司法会议决议提出,农村应以乡为单位逐步建立调解委员会,基层法院应普遍建立巡回法庭和一审陪审制,建立与加强人民接待室和值日审判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

      在此期间,针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三反”、新“三反”运动,针对私营工商业者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以及农村整党建党和水上民主改革等运动,也在大张旗鼓地逐次展开,集中清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切积害污毒。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不能因领导重点向城市和工业转移,而减弱放松对农村和土改工作的领导,应精密掌握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土改之间,领导注意力的分配和重点转移的时机。凡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积极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织各种形式的农业互助组和农村合作社,走共同劳动、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在县级以上各级党委设立农村工作部,硬性规定发展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农村基层干部不能抽调过急过多。

      中共和人民政府刀刃向外又对内,边打、边稳与边建,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与整个社会治安工作互相促进,各条战线先后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到1952年年底,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存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寿终正寝,帝国主义“以华制华”、台湾蒋帮“反攻复国”的阶级基础土崩瓦解。1953年7月27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打谈谈、机关算尽,不得不在停战协定上签字认输,国内反动势力挟洋自重、狐假虎威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到1953年年底,全国已有2.78亿选民参与了民主普选,建立或重组了2116个县级、22万个乡级人民政府,农村基层政权趋于稳定。已有4790万农户自愿组织起来,建立并发展了近千万个劳动互助组、1.5万个农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初具规模。

      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胜利结束后,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有计划地开展以工业化为主体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有步骤地实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推进我国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向富强先进的工业国转变,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国家在财政极端困难、工业建设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仍然大幅降低农业税率,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兴修农田水利,改良推广新式农具和农技,扶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广大农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政治经济利益,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明显增强,主动参与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捍卫革命胜利成果的行动,反革命分子和其他黑恶势力在农村的活动空间越来越狭窄,遭遇了村村鸣锣、人人喊打的灭顶之灾,中华大地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和谐善治局面。

      注释:

       〔后晋〕刘昫.李渤传.旧唐书(第一七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75:4438.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115.

       〔前苏联〕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255.

       蒋介石.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二卷)[G].台北:国民党中央竞技宝下载苹果委员会,1985:228.

       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0.

       蒋介石.土地国有的要义.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五卷)[G].台北:国民党中央竞技宝下载苹果委员会,1985:56.

       毛泽东.在罗瑞卿关于目前反革命活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对策的报告稿上加写的两段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489.

       周恩来.加强老根据地的工作.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73.